2024/1/5

天色渐晚，三五辆杂色拉达排好队一样快速驶过广场前的公交车站，溅起近人高的水花。道旁搀着推车的赤足流浪汉入定望向远方的镀金穹顶，任由泛着墨绿色油花的恶臭液体浸透下身飘逸的几缕布条。我注意到推车的三个轮子各不相同，其中一个来自某个街角溢满垃圾的蓝色巨桶。思绪回到两年前的摄影课堂。教授曾提示我不要去打扰纽约废弃地铁隧道中生活的鼹鼠人。她说那种拍摄行为是夹带着权利关系的变相剥削。片刻犹豫后，我放下手中的相机，小跑两步跃过水坑，加入站牌后已等待公车近半小时的人群。除了一对依偎在一起的年轻情侣刷着短视频时不时发出笑声，男人，女人，老人，少年皆塌着腰，茫然目光中夹带着近同的疲惫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滚滚黑烟白烟中一辆加长版宇通客车缓缓驶来。车头前的灯牌闪烁，依稀可辨几个红色汉字：“刹车请注意！”我耸了耸肩笑，掏出五佩索纸币，以赶京城早高峰地铁时习来的经验向上拥去。不识线路，不通语言，反正也没有目的地，我只想眼前换一番景象。

从老城到市郊先过富人区。我记得驶过一栋正在施工的豪华公寓时，坐在身旁的小伙拍了拍同伴，一手指向高空吊车，一手拿出个碎屏手机抓拍。他俩的瞳孔中短暂射出光，是仿佛来自孩童般的憧憬。

我像只长臂猿挂在扶杆上随车摇摇晃晃，感觉道路渐宽，路灯渐疏，房屋渐矮。走走停停中有了几分饥饿感，才意识到今天只吃了一袋山寨奥利奥。正好这一站不远处似乎有几条彩灯，于是我挤下车向那边踱去。果然，随着脚步前进，音乐声越来越响，是一家汉堡店。水泥阶上，原本的小阳台添上几套桌椅餐具便成了露天餐厅，头顶还摇曳着一颗塑料灯球。我点好餐后坐下，打开相机翻看早前的照片。

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，是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大叔。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和他互相瞪大眼睛，混着手语，蹦着单词交流。确认我来自中国后，大叔笑意更浓，兴奋异常。他几次用手比做刀划脖子，我百思不解，打开了翻译软件。大叔应该是不善打字，在震耳音乐声中重复大喊数遍后才把手机递了回来。他说，如果没有中国，我们早就死了。我受宠若惊，实在不知如何作答，思忖片刻回到：No no no. It’s because the people here are good-willed and resilient. 我又看到大叔戴着的银质龙项链，忙转移话题赞叹到，我…喜欢…，然后指了指项链，…很漂亮。他竟直接摘下项链要送给我。我连连摆手拒绝。大叔于是指了指我的相机，又指向自己座位：…我…老婆，…我…女儿。他再次要过手机喊道：“拍张我们的照片，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也能记起我们！”接着他指了指刚上桌的比萨，邀请我分享。

饭后我和一家三口告别。大叔恋恋不舍，再三表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犹豫联系他。若能帮到我便是他的荣幸。我更为自己的猜测得到验证感到万分喜悦：终日四处奔波，尔虞我诈的吸血虫们只是存在于游客区的表象；即便疫情后物价飞涨五倍，古巴人民仍保留着骨子里的质朴好客。这洗脱了困顿我数日的惆怅。我的脚步轻快许多，继续向前探索。

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直行。我漫步于阴暗黑影中，透过四开的门窗窥探着这里家家户户的日常。观察到的画面如万花筒般汇聚在一起，其中每个人物的互动在暖黄灯光辉映下都显得格外温馨。时间飞速流逝，终于，我开始思考如何回到住处这个问题，随即自嘲笑了笑放弃：来时的路都没记。眼前出现一个公园，我想着大不了在长椅上凑合一夜。

就在这时，八九个踢着石块玩耍的小孩儿看到我，凑了上来。他们好奇打量我的相机，央求着我给他们拍照。我按起快门，他们互相骂着，推推搡搡，都想站在前面。我觉得好笑，又无从维持秩序，只好任由他们胡来。拍完照后他们并未像游客区的孩子们以撒娇口吻讨要着一美金，一美金，而是开始对我展开问题轰炸。其中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用手比作飞机，Shoo了几声后问我How much。我报了个两百美金的最低价，他的下巴过了好一会儿都没合上。

一顿艰难交流后，我实在架不住孩子们的好奇，打了打招呼继续向前走去。刚走了不远，他们却喊住我，聚成一团跑过来。那个六七岁大的孩子不断焦急比着手势说，太晚了，那边危险，不要过去。他又说那边的人会偷衣服和手机，问我会不会打架。我摇头说不会，问他们相反方向呢。他答也很危险，重复着出租出租。我怂了怂肩，表示，在这里…不知道…出租。我跟他说我住在老哈瓦那。小孩儿掰开手指数着，one, two, three, four… P9! P9! Autobus！接着他拽起我的手往两个街区外跑去。其他几个孩子则跑得更快。跑着跑着，我们刚好赶上一辆公车路过，正是P9！孩子们争相跳起来大叫，向司机挥手。我一阵恍惚，感觉自己穿越到了宫崎骏的世界里在赶龙猫巴士。

公车急刹停下，孩子们簇拥着我上了车，又被售票员赶了下去。我把头探出窗外，大喊着和他们道别并祝好运。好一会儿才从情绪中回味过来。游荡一整天，我瘫坐在椅背上，浑身精力已被抽空。眼前灯火模糊闪烁，在混沌中，我做了个关于童年的梦。